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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法上最大诚信原则的必要性———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为视角

   日期:2021-07-23     来源:www.lwxiangyun.net    作者:未知    浏览:742    评论:0    
核心提示:[摘要]伴随诚实信用原则地位的提高,有论者言其可取代保险法上的最大诚信原则。
[摘 要]伴随诚实信用原则地位的提高,有论者言其可取代保险法上的最大诚信原则。而从静态理论层面和动态实践层面对比诚实信用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可剖析得出二者在内涵、调整对象、法律地位、适用环境及适用原则上均存在非常大不一样,最大诚信原则于保险法上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

[关键字]最大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比较; 替代。

探究诚实信用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两个定义之历史渊源可知,前者来自于罗马法之规定,系国内法系国家惯用之定义; 而后者来自于英国早期海上保险活动,惯用于英美法系[1]( P7)。因而,并没有前者衍生后者之问题。但,仅从诚信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内涵剖析,其则体现着通常与特殊的关系,故从定义层面而言,最大诚信原则可以说是诚信原则之延展和具体化。因而,伴随诚信原则内涵和地位之提高,有看法觉得其已可以替代保险活动中之最大诚信原则[2]( P154)。

对于此,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剖析二者之不同特征,从而明晰其相互独立之关系。

1、静态层面: 理论意义上二者难以等同。

( 一) 内涵难以趋同。

1. 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适用扩张。

诚实信用原则,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该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其需要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保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与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是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买卖道德的强调[3]( P36)。法国学者希贝尔将其表述为: “诚信是立法者和法院用来将道德规则贯穿于实在法的方法之一。”[3]( P61)通说觉得,其内涵主要体目前功能上,即它是一项由司法者享有些法律适用授权规范。司法者通常依据它所包含的衡平精神,限制、补充、协调其他规范的适用,它是法官据以追求具体社会公正而讲解或补充法律的依据[4]( P58)。

诚实信用原则大致经历了三个进步阶段。第1、 罗马法阶段,即诚实信用理论筹备阶段。在此阶段,诚实信用还只不过对某一类特定范围内的契约在内容上的需要,与对承审员就某一类特定的诉讼授与肯定的自由裁量权。第二,近代民法阶段,即诚实信用确立为债法的基本原则阶段。第三,现代民法阶段,即诚实信用原则被各国常见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的阶段。可见,其适用范围由特定范围内的契约提高至债法范围直至整个民事法律关系。近年来,李双元、温世扬等学者更提出: “诚信原则不止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是适用于所有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5]( P83)以上是诚实信用原则适用范围上的扩张,亦即其地位提高的表现。然就其内涵而言,自然可以因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但不可表述为内涵的充实和具体,此点后文详述。

诚实信用原则是通过法律规范表现出来的,在合同法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具体有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与后合同义务等。

2. 最大诚信原则的内涵。

最大诚信原则可以如此表述: 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需要以最大的诚意,履行我们的义务,互不欺骗和隐瞒,恪守合同的约定,不然合同无效。其具体内容包括告知( 说明) 、保证、弃权和禁止反言几个规范规范,均具备成熟的可操作规范。

[6]( P38 ~44)对比二者可知,诚实信用原则是为通常性条约,非常大程度上其仅停留在道德准则和抽象层面,其系将道德准则影射于法律规范之中所产生的结果。其构成要点体现了典型的法律原则特征: 行为模式极其抽象、缺少操作性并且不具备保障方法。而最大诚信原则则与之不同。按通常法理而言,最大诚信原则亦是法律原则而不是法律规范,因而其同诚实信用原则一样,也不具备行为模式和保障方法的逻辑成分。然而,因为最大诚信原则较之于通常诚信原则而言,其适用的范围较小,故其下辖的法律规范较为稳定且具体,故而,不论是其行为模式还是其保障方法,都更易于通过若干固有些法律规范表现出来,从而促进该原则较之于通常诚实信用原则更多地具备了某些法律规范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最大诚信原则之间联系甚密,但,伴随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的日渐提升,其内涵将势必的越发抽象化、伦理化,这也即上文所述的内涵虽提高,但并未充实具体的问题。具体来讲,诚实信用原则最早在债法范围适用、其后进步至私法范围内,目前日渐有跨越私法、涉足公法之趋势[3]( P70)。基于法律部门之间的差异性,伴随诚实信用原则调整范围的扩大,当其囊括越多法律部门,则越需要在这部分差异甚大( 个性) 的法律部门间进行通常性( 共性) 指导,从而其内涵中原本仅适用于某一个或几个法律部门内包含的意思或要点则需要提高或是剥离,如此势必致使其内涵通常化、抽象化。

较之而言,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其内容是伴随保险活动的复杂化而更加具体和确定的。比如,其早期在英国海商活动中出现之时,实为为了保障保险人利益而定,所以较多的体现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譬如告之义务。而伴随保险人在经济活动中信息学会能力和程度的提升,最大诚信原则中开始较多的侧重保险人的义务: 说明、弃权、禁止反言等。所以,二者的内涵不只难以趋同,并且将向着两个不一样的方向进步。

( 二) 调整的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最大诚信原则适用于保险法律关系,而保险法律活动基于保险产品生产的特殊性、保险产品买卖的特殊性( 射悻合同、信息不对称 性) 以 及 保 险 行 业 之 特 殊 性 等 缘由[7]( P154),尽管诚实信用原则在内涵和地位上均有所提高,但仍难以适应保险法律关系之特殊需要,故而需要更为具体化之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加以规制。具体到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义务的需要上而言。

1. 二者对合同当事人的需要程度不同。

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活动的当事人的需要较之诚实信用原则对一般民商事合同当事人的需要更高。诚实信用原则可分为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3]( P65)。通常私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只须求当事人具备诚实、诚信、善意的心理状况。即只须当事人主观上拥有善意,即便因过失未能如实陈述事实真相,一般也不觉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通常违反并不势必致使他们可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虽然在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中对此需要不尽相同,但通常需要违反一方要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且导致紧急后果。譬如在赠与合同中,由于赠与物的缺陷导致受赠人遭受损失的,赠与人并不承担责任,除非赠与人故意不告知或有重大过失且因此使受赠人导致损失的。

但在保险法中则不同,其更为强调客观诚信。比如,最大诚信原则所需要的是事实上的善意,即知情方需要如实告知其所知晓的所有要紧状况,因过失而未如实告知也构成对最大诚信原则的违反。

2. 违反二者的法律后果也不相同。

在保险法中,投保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时,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即此解除权依保险人单方面意思表示即告成立。而在通常诚实信用原则中,若一方当事人没履行告知义务而形成欺诈的,则是一种可变更可撤销行为,他们可行使变更撤销权,并且该变更撤销权需要向法院请求行使。

( 三) 适用经济环境的不同。

笔者觉得,诚信原则在自由角逐市场下,专业化和分工不发达的个人买卖、民事活动中更具备适用性; 而针对不完全角逐市场下,专业化和分工发达的非个人买卖、商事活动则需要适用更为严格之最大诚信原则。现代商事活动的趋势是非个人的买卖,其发生在很多的陌生的当事人间,分工和专业化发达,总是产生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8]( P28)。普通的诚实信用原则基于更侧重于道德伦理之性质,总是难以较为效率、切实的解决该问题。而最大诚信原则的核心是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界定信息的产权,减少买卖成本,进一步推进商事活动的专业化和分工,达成买卖的方便、迅捷和安全。

( 四) 法律地位的不同及所致使的实效差异。

二者均为法律原则,但诚实信用原则在《瑞士民法典》中确立后已成为具备指导整个私法范围的通常性法律原则; 而最大诚信原则则为保险法中的法律原则。

保险法( 商事意义上) 属私法范畴,因而,假如立足于整个私法的视线内看待诚实信用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那样前者为原则性规定,后者可以视为仅适用于保险活动,则其更趋向于规范性规定。二者实为法律的通常原则与具体原则之间的关系。因为民法基本原则很抽象,在肯定的条件下,需要把它们在特定民事关系范围的表现形式确定下来,以便于司法者操作和大家理解,以便在保留民法基本原则的抽象性所带来的他们的有关功能之同时,为具体的民事范围提供直观性和可操作性,民法的具体原则遂由之产[3]( P36)。从具体原则的产生可以看出,针对保险法律关系而言,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具体原则无疑更具备适用性。

假如仅着眼于保险法范围而言,尽管最大诚信原则为保险法之原则性规定,但如前文所言其不同于诚实信用原则内容的伦理性、通常性、抽象性特征,其内容具备确定性,包括: 告知、保证、弃权与禁止反言等很多具体规范与其对应。因此,尽管最大诚信通常被视为原则对待,但其却不同于普通的原则性条约,其仍具备可适用性。

2、动态层面: 实践意义上二者难以相互替代。

( 一) 同其他法律规定的协同难以协调。

前文已述,最大诚信原则相较之于普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言,其更具具体性、严格性的特点。诚实信用原则尽管较之以前内涵和地位有较大提升,但仍难以上升至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的规范。假如在保险法中舍弃最高诚信原则之提法,代之以诚实信用原则,将致使一种“双重标准”的现象: 即诚实信用原则在其他法律中是以概括性、通常性、更侧重于伦理意义上的指导原则出现,而在保险法中其则以较之过于具体性、规范性、侧重操作性的面貌出现。假如导致这种不平衡的情况,或有损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整个私法高度上的通常原则的地位。

( 二) 司法实践上的难以替代。

诚实信用是不确定规则( 弹性条约) ,不确定规定并不对权利义务各方的行为模式和保证方法的内容和要件作十分确定的详尽无遗的规定,而是运用模糊定义,授与司法机关以自由裁量,考虑具体状况解决问题的权力[3]( P15)。而成文法国家的通常法理觉得“禁止向通常法律条约逃逸”,即在具体法律条文有规定时不适用通常法律条约( 原则性条约) 。那样这将必然致使原则性条约( 如通常诚实信用原则) 的适用性较弱、适用频率较少。再结合保险活动之特征,其为射悻合同,并且签订合同时当事人双方信息紧急不对称,因而,诚实信用是该活动之基础,当出现法律纠纷时,当事人双方是不是履行了诚实信用义务也总是成为断定的焦点。所以,基于保险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其对诚实信用的需要不只关系到保险法律关系的成立、履行,而且关系到保险纠纷的解决,这需要了诚实信用在司法中的可操作性和频繁适用性。这部分则是普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能满足的,而内容相对确定的最大诚信原则则更易于满足该需要。

再从自由裁量的角度剖析,可能有人会提出如此一种疑问,即在保险法中不强调最大诚信原则,而由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并对之进行具体、严格讲解来处置当事人违反告知、保证等义务的状况。笔者觉得,该做法可能在英美法系等判例法国家较为适用,但具体到国内而言: 第一,国内是成文法系国家,缺少自由裁量的传统。第二,联系国内国情,尽管“诚”“信”等是儒家思想中一贯倡导之原则,然而,伴随近代以来一次次运动,旧的基于封建伦理的“诚信”思想体系早已崩塌。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进步、对外开放的加深,新的诚信道德体系不只没打造,反而在资金、利益等冲击下,诚信缺失问题更加紧急,具体到保险范围而言,保险人借助格式条约免责、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骗保等现象层出不穷。最后,尽管近年来国内司法员工的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整体而言,仍然较低,对其赋予过高的自由裁量权,一者恐难堪重任,再者有权力滥用之虞。从以上三点综合而言,基于保险活动的特殊性,国内诚信紧急缺失的现实国情,加之司法职员的素质常见不高,断不可仅仅将诚实信用原则辅之以自由裁量进行具体操作,而应当在具体法律中将通常诚实信用原则具体规定之,即规定“最大诚信原则”。

3、对“替代说”产生的深思: 法律用语考察。

笔者最后欲仅从觉得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替代最大诚信原则该争论提出的源起上剖析,即: 为何会产生如此的问题? 是不是只是由于“诚信”二字的复用?

这即涉及到了法律定义的用。二战后兴起的新剖析法学派引入了哲学上的语义剖析办法,觉得“学科上的混乱、争论、错误产生于语言的含糊不清或者对语言的无用、滥用”[9]( P79)。因此,假设一问: 假如通说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自始即表述为“最大善意原则”或“最大信任原则”,如此的争论还是否会产生? 对此再补一例,不少国家的民法或合同法中均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而理论界也认同“情事变更原则”系民法基本原则之“公平原则”在特定法律关系中适用而生的具体原则,但为什么鲜有人建议在隐去“情事变更原则”的提法,而直接以“公平原则”代之呢? 后问已为前面的设问提供了答案。凡此两例,也体现了法律语言的表述在一些法律疑难问题中的特殊地位了。

参考文献。

[1]朱铭来主编。 保险法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韩永强。 保险合同法“最大诚信原则”的祛魅[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 3) .

[3]徐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讲解[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龙卫球。 民法总论( 第二版) [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5]方桂荣,李超。 也论诚实信用原则的扩张[J]。 河北法学,2007,( 11) .

[6]温世扬。 保险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李秀芬。 保险法新论[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8]王昉。 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新规范经济学剖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09,( 11) .

[9]张文显。20 世纪西办法哲学思潮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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